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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昌緒：“拓荒”追憶

　　事業(yè)的發(fā)展，大體都要經歷初創(chuàng)的艱難，成長的坎坷，壯大的欣慰，收獲的喜悅。科學基金的發(fā)展歷程也不例外。撫今追昔，今天的科學基金被譽為培育創(chuàng)新的“沃土”，離不開第一代科學基金工作者在這片“處女地”上的開拓。作為“拓荒”隊伍中的一員和老科學基金工作者，我謹撿拾那段崢嶸歲月中的如煙往事歷數(shù)如此。
　　1984年春我由在沈陽的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調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第一技術科學部主任。當時這個學部管轄26個研究所，不但過問研究所的學科方向，而且涉及很多事務問題，因而忙得不可開交。兩年后，技術局成立了，學部主任的事情也就不多了。此時，正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簡稱基金委）籌建，院領導征求我到基金委工作的意見，我便欣然同意了，同時也就義無反顧地把組織關系轉到了基金委。
　　當時，我深感科學基金對發(fā)展我國基礎研究負有重要的歷史責任，因此，我對辦好基金委寄予很大希望，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一是工作人員要認真了解國內基礎研究的實力（人才、裝備、業(yè)績、學風等）；二要努力提高學科主任的水平，并掌握本學科的國內外發(fā)展動態(tài)；三是各學部與學科負責人在認真執(zhí)行唐敖慶主任提出的十六字評審原則（依靠專家、發(fā)揚民主、擇優(yōu)支持、公正合理）的同時，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見解，一方面防止偏差，另一方面保障有效使用基金；四是不斷擴大基金在國內外的影響，爭取共同資助，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的高速發(fā)展。在此思想指導下，并征得委領導班子的同意，我做過以下幾項工作。

　　編寫第一本《科學基金項目指南》
　　基于國家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學科前沿、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等關鍵問題，為了鼓勵創(chuàng)新、推動學科交叉與人才培養(yǎng)，基金委有責任通過科學基金工作，從宏觀上加以引導。從而在建委之初，便組織有關部門開展《項目指南》的制訂工作，認真編寫了基金委第一本《項目指南》（1987）?！俄椖恐改稀凡渴鸬恼n題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屬于本學科范圍內的新構想、新概念的探索項目；第二層次是鼓勵領域；第三個層次則為定向課題。這種設置方法，既突出了重點，又不妨礙創(chuàng)新思想的發(fā)現(xiàn)。為了便于國際交流，國際合作局秦光道副局長還將《項目指南》譯成了英文。

　　推動學科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
　　制定學科發(fā)展戰(zhàn)略的目的，不僅有利于長遠規(guī)劃的制定和科學基金資助方向的選擇，更重要的目的是通過這項工作培養(yǎng)和鍛煉學科主任把握學術前沿的能力。當時規(guī)定，學科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要組織有聲望的科學家參加，學科主任為副組長之一。這樣，學科主任通過對發(fā)展戰(zhàn)略的討論，可以學習了解學科前沿，并和專家廣交朋友，鍛煉他們的組織協(xié)調能力，這是培養(yǎng)干部的有效措施之一。但是在立項過程中，有些學部領導開始對此并不認同，認為是“沒事找事”。在我的堅持下，經過幾年，終于編輯出版了54個學科領域發(fā)展戰(zhàn)略的單行本。據(jù)后來人評價，這項工作確實取得了應有的效果。

　　完成第一本成果選編
　　科學基金資助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出成果，出人才。因而我一直主張加大成果管理和宣傳力度，以負責任的態(tài)度向國務院和人民匯報科學基金資助效果，促進公眾對科學基金工作的理解，從而爭取更大的支持，出版成果匯編是主要形式之一，于是1990年便組織有關人員從大量成果中選出了188項。為了統(tǒng)一格式，提高可讀性，我在盛夏期間在家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逐條逐字進行修改，于1992年在科學基金制建立10周年之際出版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成果選編》（1990）。江澤民同志為該書題寫了書名，李鵬同志書寫了“成功的實踐，顯著的成績”的題詞。

　　爭取“863”高技術新概念新構思
　　探索項目落戶基金委
　　1986年國家高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863”計劃）立項以后，規(guī)定有2％的經費用于新概念、新構思探索項目。為此，在一次向方毅國務委員匯報工作時，我提出這項工作應由基金委來管理，理由是：“863”計劃局限于有限范圍，而科學基金面向全國，新概念、新構思往往出于小單位、小人物，且與基金其他項目銜接緊密。這一提議得到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的支持。我們在綜合計劃局設立了高技術辦公室，由李克健同志負責，并與“863”計劃高技術辦公室建立密切聯(lián)系。到2000年這一項目實施了14年，累計撥款近2億元，資助2000余項，培植了一批高技術生長點，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青年科技人才。

　　承擔國家自然科學獎評審工作
　　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同志對恢復停了多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評審工作十分關心，并提出只有中國科學院或自然科學基金委有能力承擔這項工作。當時，我委主要領導同志認為此項工作難度大，易得罪人，態(tài)度不積極。胡兆森同志和我都認為通過自然科學獎的評定可以了解全國基礎研究實力的分布，而且自然科學獎也是基金成果的一種體現(xiàn)形式，因此我們力主承擔這一任務。經過多方面努力，才得到領導班子的認同。在唐敖慶主任支持下，于1987年恢復了評獎工作，次年又擴大到港澳，一直到1994年先后共評4次。后因國家成立了專門獎勵辦公室，基金委承擔的這項工作才告結束。在此期間處理了多項有爭議的項目，由于評審工作的公平、公正、嚴謹和透明受到科技界的好評。

　　建立國家重點實驗室評審體系
　　為加強我國基礎研究設施，從1984年開始國家計委陸續(xù)在中科院及高校建立了不同學科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到基金委成立之際已有70多個，在“開放、流動、競爭、協(xié)作”的運行機制下，對改善科研環(huán)境，穩(wěn)定科技隊伍起到了重要作用。1988年利用世界銀行貸款中的“重點學科發(fā)展項目”，又擬再建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這次擴大到產業(yè)部門、高校及科研單位，主要從事應用基礎研究。在各部門推薦的基礎上，由國家計委組織了18人的評審組，并建議我擔任評審組長。在各位組員共同努力下，歷時數(shù)月評出了7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加上原有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共計 150多個。實驗室建成后，國家計委委托基金委對實驗室進行驗收，國家科委則委托基金委進行評估作為發(fā)放運行費的依據(jù)，為此，我們遇到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統(tǒng)一委內各級領導間的意見分歧，因為有人認為這不屬于基金范圍，白白增加負擔，我則認為這是了解各研究基地的極好機會，而且可提高基金委的權威性；二是統(tǒng)一兩委所定指標。此前，由于兩委所定指標不一致，一方面產生思想混亂，基層也不勝其煩，經協(xié)調后才統(tǒng)一起來；三是在評估時指標是以定性為主還是以定量為主的矛盾，再者還有如何才能做到同一學科各實驗室間有可比性。經過復雜、長期的過程，才形成了較為科學合理的評審方法，一直延續(xù)至今。

　　設立“數(shù)學天元基金”
　　1987年基金委委務會議確定把數(shù)學作為重點資助學科之一，因為中國人具有高智慧，數(shù)學研究所需設備條件少，如果加大資助力度，吸收海外有貢獻的華裔人士共同努力，有可能在不太長的時期內有所突破。這一決定得到數(shù)學大師陳省身教授的大力支持。領導班子責成我主持召開一次由中外青年數(shù)學家參加的“21世紀中國數(shù)學展望討論會”，會議于1988年8月在南開大學召開，這時，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鐵映國務委員正在召集大學校長在北戴河開會，其中包括十幾位數(shù)學家。于是我寫信給李鐵映同志，請他屆時允許這批數(shù)學家來津開會，并歡迎他也能出席指導。李鐵映同志果然出席了大會，孰料在大會上他突然宣布要成立“數(shù)學基金會”，并提出多方集資的具體方案。會下我向他提出異議；同時我還向當時中國數(shù)學學會會長程民德教授說明成立基金會的復雜性和數(shù)學的應用涉及各個領域，難度很大；回北京后還寫信給宋健國務委員，希望他慎重考慮。最后以財政部撥款100萬元，成立了由基金委數(shù)理學部管理的“數(shù)學天元基金”告終，這對我國數(shù)學界也是一個很大支持，后來經費又逐年增加。

　　創(chuàng)辦“兩刊”
　　在任基金委副主任期間，我還主持出版工作，推動創(chuàng)立了《中國科學基金》與《自然科學進展》兩種刊物?！吨袊茖W基金》屬于機關刊物?！蹲匀豢茖W進展》（中、英文版）是由計委委托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通訊》發(fā)展而成，目前已成為國內重要的綜合性自然科學雜志之一。從1991年試刊至今已十多年了，為擴大海外發(fā)行我曾親赴英國尋求海外發(fā)行代理商?！吨袊茖W基金》與《自然科學進展》的創(chuàng)辦，為科學基金工作者和科學家提供了很好的學術交流平臺。

　　推動中國基礎研究走向世界
　　1987年，我被派代表基金委與加拿大自然科學與工程研究會（NSERC）簽訂了第一個合作協(xié)議，而后又訪問了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國。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我國受到封鎖，國際合作遇到了困難，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停止了“中美基礎研究聯(lián)合工作組第七次會議”，西德、瑞典、挪威、法國等國也采取了不友好行動。1988年參與世行貸款，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工作的華裔學者Tony Woo教授寫信給我和國家計委的馬德秀司長，希望我們組團到美國訪問。1990年1月我們組織了25個人的代表團由美國國家種子基金會全額資助（包括來回旅費和在美生活費），在Arizona州立大學召開了機械學科項目匯報會，會后分5個組到相關大學、科研院所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參觀訪問，這一舉動不但深入了解到相關學科的發(fā)展，在業(yè)務上有所收獲，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美國當時在政治上的封鎖。

　　支持材料腐蝕網站渡過難關
　　科學數(shù)據(jù)的積累和分析是基礎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了材料在大氣、海水及土壤腐蝕網站的建設，歸口國家科委管理?；鹞闪⒁院螅隧椆ぷ鞲臑閮蓚€部門共同領導，具體工作由基金委承擔，作為分管材料與工程學部的副主任，我主動承擔了下來。但此時正值體制改革，幾十個腐蝕網站經費沒有著落，有些在腐蝕環(huán)境下掛片多年的樣品也瀕于無人管理的局面。為此，每年我都召集有關部門為籌集資金做說服工作。為了便于腐蝕學科繼續(xù)發(fā)展，基金委連續(xù)設立相關重大課題，一直延續(xù)至今。應該指出，這項工作主要是在北京科技大學王光雍教授協(xié)助下進行的，他不但巡視全國各網站，而且到各有關部門說明腐蝕網站的重要性，先是得到國防部門對所屬網站給予高度重視，一年多以前科技部又將腐蝕網站列入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臺的一部分。我雖然仍被任命為專家組長，但再也不為網站生存問題發(fā)愁了。
　　回顧科學基金發(fā)展的20年，上述十余個方面的探索與開拓，為推動我國科學基金事業(yè)的發(fā)展不同程度地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些都是我與基金委有關同志共同參與的實踐，我只是起了個帶頭或推動作用。
　　20多年來，基金委給我創(chuàng)造了優(yōu)良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huán)境。在任副主任期間（1986～1990年），在基金委領導和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為我國科學基金事業(yè)的發(fā)展做了一些工作，我個人也得到了鍛煉，那就是“寬以待人，一心為公”。而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仍堅持正常工作，希望能為科學基金再做一點事。（《科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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